「聆聽」在溝通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聽到不一樣的意見時，先不要急著一股腦地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這樣的話聽了又聽，已經不稀奇，我自己卻似乎沒有照這樣的概念成功達成雙方理解與共識的經驗。因為要不是覺得對方跟我不在一個世界裡，連反駁都省了；就是迫切地想讓對方瞭解我的看法，試圖對他產生影響力。我們總是容易忘記，在對方和自己想法產生碰撞的時候，如果沒有一方試圖傾聽與更瞭解另一方的立場和出發點，任何的說服都是特別費力的，因為雙方都把雙耳和心門關上了。

和D約吃飯那天剛好是嘉義鐵路警察遭刺的隔天，一早得知那位警察送醫不治，心裡除了震驚和難過之外沒有想太多。中午等D的時候站在餐廳前滑新聞，看到凶嫌的妻子下跪痛哭，除了表示家庭有經濟壓力之外，也疑指出凶嫌患有精神疾病，心中對於這個事件的想法便複雜了起來。
吃午餐時，同樣和嘉義關係密切的我們聊到這樁案件，D也和我不約而同想到《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劇情，覺得透過這部戲，更能理解患有精神相關疾病的人為什麼會做出一些讓人難以接受的事情。討論的過程中，覺得我和D的立場和心態應該非常類似。

後來D跟我提起韓國一起同樣令大眾關注的社會案件（事後查應該是趙斗淳案），凶嫌性侵國小女孩，導致女孩終身必須依賴人工肛門和尿袋。我以為她提出這個案件作為類比，是想討論這個凶嫌複雜的故事。但是敘述完這個案件後，我聽到的多是她對女孩的無限同情與對凶嫌的憤怒。我也為這個年紀輕輕就失去了許多的女孩覺得不捨和難過，也承認凶嫌的行為非常殘忍，明白社會大眾對他出獄的恐懼和反對。然而，如果理解這個事件，產生的僅是對凶嫌的憤慨，那我們前面的討論，以及《我們與惡的距離》帶給我們的東西就僅存於當下，並沒有對我們經歷與聽聞的其他部分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當我說：「不知道是什麼狀況導致他這樣做。」的時候，D的回應是：「不管是為什麼，他都不應該這樣做啊！」接著又是斬釘截鐵對凶嫌的咎責。我同意任何情況下這樣的事件都不應該被容許，但我想和她討論的是事件背後可能需要追究的原因，例如更廣義的加害者。可我明白這時候如果馬上告訴她我們要試圖去理解這個凶嫌犯案的原因，她是沒辦法接受的，因為她正在這個案件的是非裡。所以我只是聽，然後讓她知道我在聽。

當她的焦點又回到值得同情的女孩身上，我覺得我看到了她此刻最強烈同理的對象，她最能認同的痛苦在這女孩身上，於是我問她：「問妳一個問題喔！如果，如果若干年後，換成這個身心都受了很多傷害的女孩，去傷害別人，甚至去殺人，妳會有什麼想法？」
D愣了一下，說：「我好像知道妳的意思了。」然後我們再度為試圖理解這樣的事情有多困難而掙扎。

我一直都知道D是個聰明的女孩，但我也非常訝異，拋出這樣一個問題就在毋須爭論和漫長討論的前提下，讓她理解了我想表達的。我想，這是因為我先理解了她立場的出發點，並找到方法讓她站到我的出發點上。

溝通中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必須紀錄以茲紀念與提醒。